作者 余绍清
晚上读了一篇好文章，即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的《2022年冬，我在临沂城送外卖》。这篇文章讲述邢斌本人在2022年冬天季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，包括如何挑选平台，个人体验与观察，以及外卖员收入的跨国和身为知识分子的反思。
客观来说，这篇文章没有什么理论研究，但这种走出校门切入社会，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行为，对当前的大学教授而言，太稀缺了，也因此这已经很让人感佩。
此致！敬礼！
一个月里，邢教授完成了2000多单，平均每天工作13小时左右，骑摩托210公里、步行32000步、爬110层楼，收入在150元上下，一个月休4天，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。由于邢本人是非全职来跑，按照他的说法，如果全职跑砸，可以到6000左右，如果冒着生命危险开60码逆行，可以上8000。
笔者认为，邢教授此举折射了两个问题，但他却只看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为外卖骑手的鸣不平，比如平台严苛的标准、外卖骑手的收入和发达国家进行对比，他都表达了不满。
微观上看，邢教授显然是富有洞见的，外卖骑手就是被平台“压榨”的工具人，此前“人物”杂志的“困在系统里”雄文，不但揭示了骑手们在算法里的悲惨处境，而且直接触发了美团、饿了么的送达时间机制改革。可见，媒体和社会的监督，对于改善骑手处境十分关键。
但在宏观上，邢教授沉浸在“骑手”角色中也不能自拔，他忽略了疫情下他能够比较轻松地应聘，且以新手、兼职身份在一个月内凭借辛苦付出取得了4000多的收入，这对很多人来说，是一条活下去的道路。
2022年临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.3万，农村为1.9万，也就是说，即使每月收入4000，一年4.8万，也超过了临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，更不要说大量骑手其实来自农村。
邢教授是2022年末到今年年初做的“社会调研”，要知道从4月开始，青年失业率就一直居高不下，在7月超过21%之后，官方干脆不公布数据了。与此同时，外卖骑手、滴滴司机都开始爆满，如今邢教授想要再当骑手，恐怕就要排队了。
所以，平台与骑手的矛盾绝对是真问题，但只是其一，其二是平台与国家的关系，但这一层始终缺乏真正有价值的研究。
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平台在国家面前是十分弱势的，就像近来连续爆雷的房企，三道红线下，纵使碧桂园这样的“老狐狸”也扛不住。而按照市场价100万的房子，成本约15-20万，房企赚15万左右，剩下的基本是地价和税费。
所以，道理其实很相似，当公众怒斥房企、声讨平台，看似充满正义感，实际上忽略了我们整体上高赋税、低福利的现实。邢教授的调研反思和批判非常重要，但依然是局部性的，真正要理解今天的中国，需要带着微观和宏观两种视野，才能看到更完整的问题、提出更精准的建议。